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越南史地典籍解题

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是清末王锡祺（1855-1913）编辑的大型舆地著作汇编，具有极高的价值。光绪辛卯（1891）由张元济题签，上海著易堂出版（图一）。《丛钞》序作于光绪丁丑（1877）五月，“余不学，长益无所成。然闻人谈游事，则色然，喜闻诸家记录与夫行程日记，即忻然而神往，窃惟局促囿一隅，深可惭恧”，彼时清廷与列强联手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事，进入“同光中兴”时代，王氏所言体现了中国士夫的壮游情怀。“上溯国初，下逮近代，凡涉舆地，备极搜罗，得如千种，厘为十二帙，约数百万言”，如王氏所言，舆地书籍的辑录工作在丁丑时已有相当规模，之后“续有所获，仍逐次增入”，终成空前规模的舆地丛书。《丛钞》刊印之时，中法战争结束，越南不再藩属于清朝，可能王锡祺鉴于《续编》即将刊刻，没有修改丁丑原序。《续编》1894年刊刻，序中王锡祺愤于国势之不张：“异族攸关，觊觎百状。将军奕山，懦弱无能，割东陲三数千里于前；迩者巡抚某轻听人言，弃南疆三数千里於后，自撤藩篱，开门揖盗”。1897年《再补编》序言鉴于败于日本，割让台湾，王氏更加关注各国之事，尤重俄德法列强，及近数十年之版籍，“读者反覆玩索，洞然于国势敌情，成败利钝。万一大耻一洒，掞张勋业，鸿作必多。仆慰劳，仅伸纸磨墨以俟”。王氏所辑遍及今古中外地志，以期国家富强振兴。

《丛钞》编辑期间，清廷因越南与法国开战。越南自秦至唐为中国郡县，五代以后虽自主建国，但仍为中国藩属，久为中国士人所关注，故王氏辑录清代前贤与时人越南著作，以明其事。《丛钞》第十帙专收周边国家文献，《凡例》言：“邻藩星拱，州岛云罗，此书列第十帙以示怀柔，鲸吸东瀛，狼吞南峤，关系匪轻。”《丛钞》第十帙收越南专门文献16种，第四帙收1种，按编辑顺序解题如下。

1 《越南志》

署“泰西佚名”。此当为西方人著作。文中记述安南光中王借兵法兰西一统广南（今越南南部）、干波底阿（即柬埔寨）、东京（今越南河内市，亦代指包括河内的越南北部地区）之事，国富兵强，并记国中户口，其中“中国人在彼入籍者四十有四万”，述湄公河航运及安南物产、四邻。光中王即西山朝阮文惠。光中王借兵法兰西一事为中国典籍所记，但实际情况却是阮朝嘉隆帝阮福映借兵法国，攻灭西山阮氏。《越南志》将光中王与阮福映事迹夹混书写，但二者实为敌对关系，王锡祺署“泰西佚名”，笔者推测该书可能是阮朝未与法国传教争执之前的西方人作品，因此文中对安南颇多赞誉，翻译为汉语之时译者又据中国典籍做了改动。

2 《安南小志》

署名“上海姚文栋”。姚文栋（1852-1929），上海人，光绪七年（1881）随黎庶昌前往日本。驻日期间，完成了《安南小志》《琉球地理志》《日本地理兵要》等译著。据光绪十年《安南小志》（1884）刻本姚文栋《安南小志叙》光绪七年（1881）冬“得日本人引田利章所撰《安南史》，见其纪远详实，半出于亲历”，“与日本之明于汉学者共译之”，“成小志上下二卷”。《安南小志》记述安南国地理、河流、海岛、风俗、气候、物产情况甚为详细，部分词语亦为西语词汉字读音。书中言“今距佛人入安南仅十年，土人学佛语者已可足用，日常谈话不致凝滞，又能笔记之”，“佛”即“佛兰西”，法国1867年全面攻占越南南圻三省。其分安南为东京和佛领交趾，又分别称为上交趾与下交趾。叙述湄公河、红河干支，并记述婚嫁礼仪、服饰文字、百工商业等，同时记述了一些西方人在安南的活动以及安南人的应变。可与同时期的安南志书、游记比较研读。

引田利章是日本近代越南研究的开创性人物，在《佛安关系始末》、《安南史》之外，于明治十七年（1884）翻刻《大越史记全书》，在1986年陈荆和校合本《大越史记全书》未出版之前，是该书越南本国刻、抄本之外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。日本长期受中国史学传统和舆地学影响，但引田利章《安南史》完成于日本明治维新效果显著之时，该书已经脱离了传统史地著作的范畴，是一本具有近代学术特点的越南研究著作。引田利章之后，日本的越南研究代有人才，殖民时期以松本信广为代表，战后则以山本达郎成就最高，至今仍长盛不衰。 

王锡祺辑录《安南小志》署“姚文栋译”，无序和目录，正文未如原书分目。引田利章《安南史》后又由毛乃庸译为中文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由教育世界社印行，仍以《安南史》为名（图二）。姚文栋和毛乃庸两个译本分别完成于中法越南战争前后，前者是姚文栋在日本所译，鉴于引田利章与陆军的紧密关系，作为外交官姚文栋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日本军方在亚洲的扩张野心。姚文栋译本虽为王锡祺所重，但传播应该较为有限，乃至在中法战后十余年毛乃庸重译，但此时越南已沦为法国殖民地，开展近代民族独立运动了。

3 《越南考略》

署“宁波龚柴”。 龚柴（Simon Kiong），字古愚，又作固愚，1877年曾与蒋升合译《福亚儿方骚传》，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为上海傅家玫瑰天主堂司铎。洛杉矶大学利玛窦研究所藏有龚古愚著法语著作一种《Quelques mots sur la politesse chinoise》（Variétés sinologiques，25），上海1906年刊。

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收龚柴著作甚多，《越南考略》即为其一。龚柴为《益闻录》主笔之一，撰著了大量的中外地理志记，刊载于《益闻录》，后结集为《地舆图考》出版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龚柴《地舆图考：亚细亚洲图考》四卷，光绪九年（1883）蒲西益闻馆铅印本。《越南考略》当出于此书。后来龚柴在此基础上，与许彬完成《中外舆地通考》，又名《五洲图考》，部分篇章署名“前京 龚柴 古愚氏 编辑”，部分篇章署名“上海许彬采白氏编辑”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和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上海徐家汇印书馆铅印本两种。该书考中国各地及世界各国地理形势，并有地图。

《小方壶斋舆地丛抄》所收署名“宁波龚柴”的著作，多已在《益闻录》刊载。《益闻录》为李杕（1840—1911）依托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报馆益闻馆办的报纸，《地舆图考：亚细亚洲图考》出版时，《益闻录》曾出征订广告和销售广告。《益闻录》地理内容的主笔主要是徐励（伯愚）、龚柴（古愚）、许彬（采白）三人，《五洲图考》序记述部分署名龚柴的作品出自于徐励手笔。龚柴著作能够兼顾传统文献与西学成果，介绍近代地理科学，因而价值很高，借助报纸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因此被王锡祺大量刊入《从钞》之中。

《越南考略》简述越南历史沿革、地理位置、山川、人口、科举制度以及唐德宗时宰相爱州人姜公辅。叙述政区时兼及法国入侵过程，法越构衅，中国出兵，“幸中国出为保护，大兴挞伐之师，法渐不支，俯首请成，越其有宁宇矣”，这样的表述虽与中国“不败而败”的事实不符，却与中国作战胜利，而与法国签署条约的过程是一致的，但说“越其有宁宇”未免掩耳盗铃。

4《越南世系沿革略》（见下徐延旭著作）

5《越南疆域考》

署名“邵阳魏源”。《越南疆域考》出自《海国图志》卷五《越南疆域附考》。《海国图志》是魏源在林则徐编辑的《四洲志》基础上完成的具有时代意义的著作，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先进观点，后传入日本，启发了日本的近代思想。光绪二年重刊时左宗棠作序以倡其学（图三）。

《越南疆域附考》是魏源节录《皇清通考·四裔门》、《一统志》及《粤中见闻》而成。《皇清通考》即《清朝文献通考》，乾隆五十二（1787）年成书，事止于乾隆五十年，魏源基本照录其《安南》，惟风俗制度一节缩略成文，乾隆五十二年之后黎阮交战及嘉庆时阮福映建国为魏源所撰，则非《清朝文献通考》所有。何良栋《皇朝经世文四编》卷十有《问魏氏〈海国图志〉与徐氏〈瀛寰志略〉考证孰优》一篇，以安南事举例论二书，亦言及《越南疆域考》，颇能道魏源《海国图志》安南部分的特点。

王锡祺所辑《越南疆域考》为《海国图志》卷五《越南疆域附考》中《皇清通考·四裔门》一节，既全非魏源所作，亦非《越南疆域附考》之全貌（图四）。

6《越南地舆图说》

署名“永新盛庆绂”。盛庆绂为江西永新人，同治进士，同治七年（1868）芷江知县，补用湖南直隶州知州，曾与吴秉慈修《芷江县志》六十四卷。《贩书偶记》：“《越南地舆图说》六卷，图一卷，永新盛庆绂辑。光绪九年求忠堂刊。”（图五）王锡祺辑录的《越南地舆图说》仅前四卷，卷一国都、左圻二省、右圻二省；卷二北圻上省十；卷三北圻下省六；卷四南圻十省。未录盛庆绂原序、《越南全图》（图六、图七）、卷五越南世系录及卷六越南道里录。吕调阳后将《越南地舆图说》六卷及盛庆绂原序收入《观象庐丛书》，于道光十八年刊刻，但仍未收《越南全图》。

盛庆绂在《越南地舆图说》序中记述：“初余於书肆中得一断烂册子，纪越南郡国、州县、山川、物产略具”，但因不全而束之高阁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盛庆绂护送越南贡使三人，正使礼部右侍郎裴文禩, 甲副使鸿胪寺卿林宏, 乙副使侍讲学士黎吉。盛氏与越南使者盘桓两月之久，以己所知询问，“尝与讲论彼中风土形势险要，其陪臣辄若危苦惕怵欲吐，仍茹不肯竟其说。余亦愀然，未忍苦於求索以伤其志意。但於酒酣耳热，旁推侧证，时得其三四而已”。光绪九年因法国侵入越南，遂参考典籍，完成是编，期“于形势险夷、用兵方略或有取焉”。

盛庆绂所见的“断烂册子”即《皇越地舆志》，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命十四年刻本（图八）。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》记《皇越地舆志》今存印本十五种，内容提要：“越南地理书，编者不详，书中涉及顺化、边和、河仙、蕃安、永青、定祥、河内、南定、北宁、山西、海阳、广安、宣光、太原、高平、谅山、清化、乂安各镇，每镇记其名称、位置、疆界、物产、山川、名胜、风俗、遗迹、州府数量、沿革等；另有诗歌若干，内容为题咏章阳渡、徐式峒、雪山等名胜。”《贩书偶记》卷七：“《皇越地舆志》二卷，不著撰人姓名，约同治壬申粤东佛山金玉楼刊”，盛庆绂所见很可能是广东书商的翻刻本。

《皇越地舆志》作者实为阮朝潘辉注（1782－1840），霖卿，梅峰，家学渊源，其父潘辉益、舅吴时任均是著名学者，除了诗文集外，潘辉注还编著了一部大型典章制度史书《历朝宪章类志》，并因此获明命帝赏识。盛庆绂根据《皇越地舆志》增补、考释，《越南地舆图说》前四卷当由此而来。盛氏纂辑以越南舆地书为底本，不同于他书从中国典籍中辑录考证之作，又曾验证于越南使臣，故价值极高。但《皇越地舆志》无图，盛庆绂在“义例”中言“请缨无路，聊成是图”，表明《越南全图》为自己所绘。

《越南地舆图说》卷五《越南世系录》，第一部分《安南历代世系录》下题“节辑顾景范《读史方舆》并顾宁人《郡国利病》两书，至宣德朝止，以后另编世系录”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论安南沿革、舆地皆自上古秦汉至于安南莫氏，盛庆绂或据此编《安南历代世系录》、《黎氏世系录》及《莫氏世系录》，黎氏和莫氏的清朝部分当为盛庆绂据清代典籍编辑。第二部分《逆阮氏世系录》记西山阮氏；第三部分《广南阮氏世系录》记阮氏开拓广南之主；《越南阮氏世系录》记阮福映、阮福晈、阮福暶、阮福时四帝。其称呼西山阮氏为“逆阮”，称广南阮氏为太王、孝昭王、孝哲王、孝明王等阮朝追封谥号，应是根据越南官修史书写成。

卷六《越南道里录》下题“节辑顾景范《读史方舆纪要》”，考其文出自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一一二《广西 七 外国附考 安南》。王锡祺或以卷五、卷六出自他书，故未录入，但卷五实有盛庆绂自著部分。

7《安南杂记》

署名“遂宁李仙根”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执政安南后黎朝的郑柞遣子郑根率军攻占高平，莫氏求救于清，康熙八年（1669）“清遣内秘书院侍读李仙根，兵部侍郎杨兆杰赍旨谕来，使我以高平四州退还莫氏。时廷臣与清使辩解，往返数四，清使坚执不听。上以事大，惟共时命姑且从之。”李仙根撰《安南使事纪要》四卷，两广总督周有德康熙八年作序。《安南使事纪要》共分《星槎案略》和《安南使事纪要》，《安南使事纪要》卷四又附《杂记》和《纪异》，王锡祺辑录即《杂记》部分。

《安南杂记》记安南沿革，四界所至，道、府、州、县情况，以及国内黎、莫分属。又记述官员服色，黑齿、食槟榔之俗，建筑形制，气候土产，甲胄兵器。文虽不足千字，信息却很丰富。李仙根以一品大员使安南调解黎、莫之争，清廷强令黎氏退还高平地于莫氏，黎氏国王和执政郑氏大不服，往来争辩，李仙根怒，故《杂记》言辞之中频见讥讽而乏佳评。故观《安南杂记》须同读《安南使事纪要》。

《安南使事纪要》抄本收入齐鲁书社1995年《四库存目丛书·史部》第256册，《安南杂记》商务印书馆1937年据学海类编本排印，收入《丛书集成》初编。

8《安南纪游》

署名“晋江潘鼎珪”。乾隆《泉州府志》：“潘鼎珪，字子登，安溪留山人；东旸曾孙，居晋江。康熙间，寓台湾，游府庠；归籍泉州。天才明敏，下笔千言。尝游交阯，著《安南纪游》；石门吴青坛见而重之”。

吴青坛即吴震方，康熙十八年进士，官至监察御史，著《读书正音》四卷、《岭南杂记》二卷、《晚树楼诗稿》四卷、《朱子论定文钞》二十卷，辑有《说铃》前集和后集。《安南纪游》被吴震方录入《说铃》，亦可见吴氏看重潘鼎珪其人与书。潘鼎珪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冬飘海至安南，回国后“因昔所阅历，嵇其舆图，参以闻见，详为闻见”，撰成《安南纪游》。潘鼎珪飘至万宁州江平港，后登陆至东京（今河内），记录了安南衣冠服色，儒教科举，字体书写，兵制官爵，男女嫁娶等习俗，有象兵与火炮部队。潘鼎珪又记录了安南物产及土壤丰饶，考证了安南至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的交通路线。特别记录了郑氏主政安南，黎氏皇帝仅为傀儡，受其控制的情况，并且对郑氏与广南阮氏相互征战的情况也有记录，惟误记广南阮氏为穆氏。又对历代中央与安南国的关系做了考证。潘鼎珪飘海时海网初开，其人才学亦高，观察入微，又能考证典籍，以布衣平民清晰感受到安南郑氏禁锢黎氏及郑阮交战的情况，对各种风俗的记载尤为细致，故为吴震方所重。顾海先生认为：“文笔生动，不少材料为正史所无，但亦有传闻失实之处”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：“《安南纪游》一巻，国朝潘鼎珪撰。鼎珪字子登，晋江人。是编成于康熙二十七年，乃鼎珪游广东时，偶附海舶，遇风飘至其国，因纪其山川风土之大略，与诸书所记不甚相远，无他异闻。”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周灿前往安南谕祭，有《使交纪事》一卷、《使交吟》一卷、《安南世系略》一卷、《南交好音》一卷。《使交纪事》有《杂记》文字，所述大略与《安南纪游》相近，部分内容《安南纪游》则更为细致。乾隆四库馆臣汇聚天下书籍，以《安南纪游》不足论，或据《使交纪事》而言。《安南纪游》为吴震方收入《说铃》，后又收入《龙威秘书》，王锡祺又收入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。商务印书馆1937年据龙威秘书本排印，收入《丛书集成》初编。

9《越南游记》

署名“新埠陈某”。新埠为华侨对马来西亚槟榔屿的称呼，作者失名，但应是华侨无疑。该书记载光绪戊子（1888）三月搭乘法国轮船游安南之事，彼时中法战事方息，作者记录了法国在越南的统治，律令甚苛。作者出入福建公馆，至福建冢山，可能是福建人。安南市场多华人，以闽粤人居多，并有华人富豪筑有巨宅。作者记录白米销售中国每月八九十万石，又记录市场猪肉、椰子等货物，看越南本土戏曲，觉与海南颇同。恰逢干旱，观本地人祈雨。本书对入境课税记述详细，入境凭证称“人情字”，有一定期限，期至须缴纳银钱以延时。

10 《征抚安南记》

署名“邵阳魏源”。《征抚安南记》源于魏源《圣武记》卷六《乾隆征抚安南记》。冯尔康先生认为：“《圣武记》提供清朝前期战争及与其有关问题的历史资料，以及作者的军事观点，史论结合得好，是一部关于清史的重要著作，应当是研治这个时期历史的主要参考书之一”。《乾隆征抚安南记》记西山阮氏、黎氏、阮福映之兴灭经过，及乾隆出师安南并三方与清朝的关系，至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安南人于富良江设伏击败英人入侵。王氏照录魏文，但止于嘉庆七年清朝安置黎氏遗臣，未记败英人事。魏源文末有“臣源曰”一节，先论安南兵战形势，再论安南放英人入内河战胜事，喻以西洋人战斗方法。

王锡祺未直录“臣源曰”一节，亦先论安南形势，后却只言安南战争形势，以明征安南为例，论乾隆出师安南。乾隆安南之役出兵扶黎，先胜后败，西山阮氏虽纳贡称臣，但难掩丧师南藩之实。黎氏之土先为西山阮氏（阮光平）夺，旋即为越南阮氏（阮福映）所夺，“固再举而版图可括”，黎氏“栽培倾覆，先天不违”，清朝安南之役“视明代再征安南，兴师八十万而佹得佹失者，其事倍功半又何如也？”王锡祺书生意气，宋代以后历代用兵安南，均以失败告终，且安南经数百年磨砺，其自主独立的意识难以撼夺。此节或为王氏有感而发，却非魏源“臣源曰”之文。

11《征安南纪略》

12《从征安南记》

方国瑜先生认为《征安南纪略》、《从征安南记》作者皆为汤懋裴。师范纂辑《滇系》四十册，光绪十三年云南通志局刊印，第十六册《征安南纪略》，记乾隆征安南之役，王锡祺辑入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，有删节，署名师范。《滇系》第十六册又有汤懋裴《从征安南记》，记宋元征安南路线及风物土产，王锡祺所辑与此同，文辞略有异，署阙名。

“汤懋裴，河南睢县人，汤炎泰三子，清云南剑州府吏目”，方国瑜先生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·从征安南纪略》条征引史料，解析《征安南纪略》与《从征安南记》可能原为一书，后强分为二，“《滇系》录此二篇，前篇不记撰人名，后篇署汤懋裴。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第十帙，载此二篇，前篇署师范名，后篇阙名，疑并失之。”方先生又指出：“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中，转录此书（《滇系》）之文，凡不注出处者，即署名师范，而不考其所本，读此书不可不留意及此也。”

13《越南山川略》

14《越南道路略》

15《中外交界各隘卡略》

《越南世系沿革》《越南山川略》《越南道路略》《中外交界各隘卡略》四种均署名“临清徐延旭”。徐延旭（1818-1884），字晓山，山东临清人，咸丰十年进士，光绪八年为广西布政使。中法战争爆发，徐延旭统帅桂军入越作战，因战败被清廷处罪，病卒。徐延旭长期在广西为官，同治九年（1870）据广西巡抚苏凤文令，二至越南，“将奉命所查绘之图及得诸该国臣民之所言，以合诸史籍群书之所载，编为辑略。”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在梧州刊印（图九），书称在中法战争全面爆发之前，显示徐延旭对越南的形势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。徐延旭以地方大员刻书印行，影响很大，故很快被王锡祺收入《从钞》之中。

《越南辑略》二卷，卷一子目：地图，世系沿革，历代年号，国朝贡品，朝仪，赐予，迎送，市易，禁令，道路，越南吞并各国，中外交界各隘卡；卷二子目：越南古地名，山川，风俗，前朝贡品，古迹，名宦，人物，文学，土产，杂记。此书内容为徐延旭亲至越南考察、又遍考典籍而成，内容详尽。王锡祺从《越南辑略》中辑出世系沿革、山川、道路、中外交界各隘卡，将其分列，置于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第十帙中，但未收地图（图十）。《越南纪略》内容虽然详尽，但仍是中国传统舆地书籍的编撰方式，并未使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；从战备角度而言，与具有军方背景的引田利章的安南研究尚有一定距离。

16 《黑河纪略》

阙名，记述越南黑河流域风土情况，仅数百字。黑河即沱江（Sông Đà），本地区越南朝廷设有土官，法国人1888年之后经营拓殖。地多崇山峻岭，有匪徒出没。

17《富良江源流考》

署名“上海范本礼”。编在《丛钞》第四帙。蒋师辙《台游日记》记载光绪十八年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聘入幕，四月十八日见到襄文案范本礼，字丽泉，上海人。《富良江源流考》引用魏源《海国图志》、《皇清通考》、引田利章《安南史》、《水经注》等论述湄公河上游乃为澜沧江，富良江在越南即红河，上游为礼社江。澜沧江非富良江上游。国家图书馆尚收藏有范本礼著《河源异同辨》、《吴疆域图说》等。

《丛钞》辑录的越南典籍似无一定顺序，也未归类，据上文，概览如下：

顺序	书名	署名	页码	著作人	所辑原刊	备注
1	越南志	泰西佚名	153-154	西人	不详
2	安南小志	上海姚文栋译	155-169	日本人	安南史	原作者引田利章
3	越南考略	宁波龚柴	171-173	报刊主笔	地舆图考	有图未收
4	越南世系沿革略	临清徐延旭	175-194	边疆重臣	越南辑略
5	越南疆域考	邵阳魏源	195-197	地方官员	海国图志	原文出《皇清通考》，嘉庆事魏源记
6	越南地舆图说	永新盛庆绂	199-245	地方官员	越南地舆图说	辑录前四卷，未收图
7	安南杂记	遂宁李仙根	247-248	使臣	不详
8	安南记游	晋江潘鼎珪	249-251	漂流布衣	说铃
9	越南游记	新埠陈	253-256	华侨	不详
10	征抚安南记	邵阳魏源	257-262	地方官员	圣武记	文末评论王氏重写
11	征安南纪略	赵州师范	263-266	地方吏员	疑出《滇系》	作者汤懋裴
12	从征安南记	阙名	267-268	地方吏员	疑出《滇系》
13	越南山川略	临清徐延旭	269-273	边疆重臣	越南辑略	《越南辑略》有图，《丛钞》未收
14	越南道路略	临清徐延旭	275-295	边疆重臣	越南辑略
15	中外交界各隘卡略	临清徐延旭	285-294	边疆重臣	越南辑略
16	黑河纪略	阙名	295	不详	不详
17	富良江源流考	上海范本礼		地方吏员	不详	第四帙

《丛钞》所辑越南文献有如下几个特征：

（1） 拆分原书。徐延旭《越南辑略》抽出专节另立名号。龚柴诸书更为明显。

（2） 节选原书。越南《越南疆域考》仅为魏源原书一部分，且出自《皇清通考》，改变原书名。

（3） 排列无序。既不因作者排列，亦无其他分类。

（4） 不附原图。盛庆绂《越南地舆图说》有图一卷，王氏未录。龚柴书亦有图。

（5） 不录原序。《越南地舆图说》为盛庆绂据越南舆地书编辑，价值最高；徐延旭书为至越南调查、考察典籍完成。但《丛钞》不录原序，故读者不知作者撰著意图宗旨.

（6）更改原文。王氏变更《征抚安南记》“魏源曰”原文亦未明示。

潘光哲先生《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〉与晚清中国士人“认识世界”的“知识基础”》一文对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进行了翔实细致的研究，提出：

王锡祺纂辑《丛钞》历经了长久的过程，广汇1438种文献于一帙，企望使之成为一部主题包罗广泛的实用之书。全帙收录文献，以中国部份为主体，记述域外国家的文献，作者群甚为庞大，也有不少外籍人士。在中国籍的作者群里，既包括在考察边疆史地或域外情势的领域有一席之地的名家，也有不少非声名并不显赫的士人，后者心血所聚，更赖《丛钞》所录始得流传后世。汇集于《丛钞》的若干文献，更也经过编者的编辑、加工，或有删节、或变易原作格式，乃至有所改写或添补内容，非尽原著风貌；《丛钞》所录文献，于是时虽可能有其实用价值，然时过境迁，至今恐怕只具历史文献的意义；且其收录亦不免失之过滥，玉石杂聚，全书收录之文献，文体类别歧异丛生，记叙范围更广及全球，时间纵横上下千载，却不具共通脉络意义，难能构成整体。相较于同样亦是纂钞而成、隶于史部之作，《丛钞》但为便于日后史家寻觅史源所在之数据集成，某些文献记述亦不完备，或更难获今日史家之青睐。

就《丛钞》所收越南文献而言，潘先生观点是适用的。然而王锡祺毕竟处于晚清变易的大时代，其思想已有不同，注重实用与亲历是其编辑越南文献的一个重要准则，其选择的越南舆地文献均有很高的价值，且目光放眼于中外。李仙根、潘鼎珪亲身到达安南，汤懋裴亦亲历乾隆征安南之役；盛庆绂在《皇越地舆志》基础上重撰，又曾征询于越南使臣；徐延旭曾亲至越南两次，《越南辑略》最为详尽。《越南游记》亲历法人治下之越南风物。魏源虽未曾亲至越南，但其《海国图志》为中国近代地理之先驱。范本礼《富良江源流考》结合中外学者研究，实为地理考证著作。王锡祺所收越南史地典籍注重实地考察，所选者皆亲至越南，或具备近代地理观的学者著作，《越南志》和《安南小志》则为翻译作品。传统的典籍考证之风已不明显。越南史地书籍中以徐延旭《越南辑略》和盛庆绂《重订越南地舆图说》价值最高，但王氏恐删削太过，其不收地图的做法亦使读者难明地理形势。王氏所收时人易见，于后人则多为秘籍，或能于《丛钞》中观看，然终非原貌。

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所收越南舆地典籍，与前代相比或有进步，若横向与外国对越南的认识相比较，恐仍不足。如德微理亚( Jean Gabriel Deveria，1844-1899 ) 的《中国和安南以及后来的越南的关系史：从11~19世纪》（1880年）和《中国和安南的边境：有关地理学和人种志学的描述》（1886年）、引田利章《佛安关系史末》（1888年）及《安南史》等，西方和日本已经使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越南，而《丛钞》所收仍多是中国人惯有的文献古籍认知形式，并舍去地图，所辑取的地理作品亦不全面。从研究方法、视野以及对越南的认识来看，《丛钞》所辑距同时代的外国作品仍有相当的距离，显现十九世纪中国人认识越南的水准落在了西方和日本后面。

《续编》无越南文献，《再补编》收入阙名光绪丙申（1896）《游越南记》和英国李提摩太《安南论》，《三补编》收入李提摩太《安南变通兴盛记》，因三书为散篇，且此时越南已尽入法人之手，形势不同，故本文未与《丛钞》所辑合论，但王锡祺注重时效的原则体现无遗。甲午清朝再败于日本，法国通过越南将势力延伸至中国西南地区，故王锡祺希望中国富强的同时，亦期于越南之兴盛。

叶少飞，云南省红河学院红河州越南研究中心副教授。原文载于《形象史学研究》2015年第1期。图片为越南国家图书馆藏《皇越地舆志》书影，作者拍摄。